挥笔秋风万马来

在众人的眼里他是个作家，而在我的眼里他更是位令人崇敬的长者。我不相信他匆匆地离我而去，在我心中，他还是坐在写字台前，孜孜不倦地与李自成悄悄细语……

姚雪垠是我姨父。王氏三姊妹，大姐早已故去，二姐王梅彩18岁嫁给了21岁的姚雪垠，三妹王西玲嫁给我父亲周熙。她们姊妹感情深笃，两位夫君都搞文学创作，因此虽隔大江南北，却联系不断。

人们真正瞩目姨父是从《李自成》问世开始的，《李自成》一书前三卷总共发行500多万套。除西藏外，各省、直辖市甚至日本都纷纷再版，大量印刷。一时，众人排长队争买争读《李自成》成为平民百姓中一大景观。姚雪垠的名字也不胫而走，为广大群众所知。其实，在30年代姨父已是较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都是传诵不息的有名作品。较为值得一提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长夜》，只印了两千册，没有引起注意。打倒“四人帮”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11万部，并被译为法文，于1984年1月在巴黎出版，引起强烈反响。同年，姚雪垠应邀访问法国。在巴黎逗留期间，他收到密特朗总统亲笔签名对他到法国访问表示欢迎的信。随后，他又到马赛访问，接受了马赛市市长德菲尔先生赠与的马赛纪念勋章。德菲尔市长说，这种纪念勋章只赠送来马赛的外国元首和有贡献的国际文化名人。

抗日战争末期，姨父在东北大学教书。上海解放后，他在私立大厦大学教书，任教授兼副教务长，又代理文学院长。后经过一段时间考虑，他决定离开教学岗位回河南继续搞小说创作，立志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作出贡献。

1953年，中南作家协会在武汉成立，他从河南调到武汉任专职作家。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当时领导人在会上宣布：“以后不能让你发表文章，也不能出你的书。”但就在他被错划“右派”之后，他决定开始写《李自成》。那时，他并没有想到《李自成》能在他生前出版，只想着死后，他的后人将这部稿子交给国家，仍可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作出贡献。在被“孤立”的情况下，他背着别人暗暗地写着《李自成》第一卷的草稿。每当写到动人之处，他的眼泪就汩汩地流下，却又默默地不敢出声。凭着他的史学、文学等多方面的素养，《李自成》第一卷的草稿在他下放劳动改造之前的几个月中完成了。

《李自成》第一卷问世后，即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但一位“理论家”却批判《李自成》是一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决心将《李自成》及姚雪垠一棍子打倒，并在文艺界不断地扩散他的论调。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所有正直的作家及优秀作品都受到了严酷的考验。姨父也随时有被批斗、抄家的危险。在这紧急关头，毛主席指示保护他。7月中旬某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看见王任重列席，将他叫到身边，指示说：“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的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第二天早晨，王任重即打电话向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市委迅即采取了有力措施，才使他的《李自成》原稿、藏书、资料及他积几十年心血用蝇头小楷写成的两万多张资料卡片免遭劫难。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救了我和《李自成》”，姨父感叹。

但是由于文革中武汉地区武斗一天天的升级，由于“四人帮”在文艺界逆流的严重干扰，使姚雪垠不仅不能进行《李自成》第三卷的写作，就连第二卷的修改也无法进行。由于当时情况危险，在一位热心朋友的建议下，姨父就给原武汉市委文教书记，后为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之一宋一平写信，希望将他的信直接转到毛主席手中。宋一平同胡乔木等同志商量后，马上给他回信，说有办法把信给毛主席，并说毛主席患了眼疾，嘱姚雪垠用笔写信，字要写大些。10月19日，姨父大胆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及一首诗，向毛主席报告了自己的年龄、写作计划及面临的困难。

应该感谢胡乔木同志，由他出面，信很快转呈到毛主席手中。此时，毛主席已身患重病，视力减退。11月2日，毛主席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读了姚雪垠的来信及一首题为“抒怀”的诗。诗曰：“堪笑文通留《恨斌》，耻将意气化寒灰。凝眸春日千潮涌，挥笔秋风万马来。愿与云霞共驰骋，岂持杯酒退徘徊。鲁阳时晚戈犹奋，弃仗成林亦壮哉！”毛主席听完这首诗，连说写的好，写的好。又亲自看了一遍，便拿起铅笔，在胡乔木转信的报告上批道：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

毛主席这个批语，是后来姨父当面委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吴建国查找的毛主席的批示原件。所以这是最权威的史料。

同年12月21日，姨父由武汉调往北京。不久，我姨也到了北京，照料他的生活，为他的稿件打字。他们寄宿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间干部宿舍内，条件略有改善。为了集中精力创作《李自成》，姨父谢绝了一切外事活动，不分酷暑严寒和节假日，清晨两点即起床写作。每日工作长达10个小时以上。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之时，为了安全，我为他装了一个灵敏度很高的地震仪，只要微震，仪器就会自鸣。头几天，仪器一响他还能放下笔跑到楼外。可是过了两天，我发现地震仪没了。姨父头也不抬边写边说：“它老响，影响我写作，我把他拽掉了。”以后地震越发紧张，出版社在工体前的广场为他搭了个塑料棚，请他住进去，即使这种条件，在塑料棚里，任凭天气闷热，蚊虫叮咬，每日挥汗如雨，他仍然坚持工作，从不松懈。几十年与他荣辱共存的老伴王梅彩也与他同甘共苦，照样为他打字、照料生活。

《李自成》的第一卷修订本和第二卷都在1977年春季出版。当时，邓小平同志仍然住在北京西郊，有时间将一、二卷全部读完。1978年7月中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决定了中国如何结束10年“文革”的混乱局面，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同志回到中央不久，一次，他谈起文艺创作时对人说：“我读了姚雪垠写的《李自成》前两卷。总的感觉是第一卷写的很精彩。第二卷也达到了难得的艺术水平。”一天，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去看望姨父，说：“邓副主席委托我来看望你。你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有什么困难请你提出来，由中央替你解决。”半年后，邓副主席又指示文化部长黄镇替姚雪垠解决了房子、户口等困难问题。他留在武汉的书籍与所有资料也运到了北京。有关部门为姨父配备了助手，为他提供了较好的写作环境和必要的图书资料，并为他考察历史、地理进行创作旅行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姨父的客厅、书房及卧室里都摆满了各种线装古书、诗词、诸子百家、历代史书及中外经典名著，几乎成了书的海洋。许多人在阅读《李自成》时，常为姨父渊博的古典文学、历史、地理、文物和风俗等方面的知识发出由衷的惊叹，在这里，答案显而易见——书，给了他渊博的知识和智慧。也许读者还不知道，《李自成》一书中几乎所有的诗词、书信乃至皇帝的诏书、祭文都是姨父所写。有一次，他同茅盾先生闲谈之时，茅公指着《李自成》第二卷中的一首诗问道：“这首宫中的签诗你是从哪本野史中找到的？”姨父笑着说：“是从我肚子里找到的。”茅公闻言赞扬它可以乱真，继而俩人相视抚掌哈哈大笑。

姨父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认真。他称自己的工作室为“无止境斋”就包含着生活发展无止境；艺术追求无止境；知识追求无止境之意。《李自成》一书结构庞大、人物众多。可以称为典型的人物不是寥寥几个，而是群像罗列，互相辉映。仅有性格的人物就有200多个。姨父对每个情节、事件都推敲的很严格，常常因为一句话，用词是否恰当而反复推敲，有时还要查书，因而进度较慢。姨父说，“我已85岁了，对我来说，每分钟都是宝贵的。所以我是足不出户，抓紧写作。”

解放前后姨父曾在上海大厦大学任教。改革开放后，中国作协等邀请他前往上海参观、休息一番。姨父多么想去啊，可为了《李自成》，他谢绝了。但这也有例外。

在1976年周总理去世之时，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重重封锁，在天安门广场纪念敬爱的周总理的英灵。正忙着赶写《李自成》的姨父却突然向我提出要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总理。当时天安门广场警察、便衣遍布，形势非常紧张。各单位都接到上级不准去天安门广场的通知。我考虑到他是知名人士，认识他的人多，又是满头白发，目标太大，怕他出事，坚决不同意他去。但姨父却坚定地说：“哪怕出了事，影响了《李自成》的写作，我也要去！”姨父对周总理有深厚的感情，他钦佩周总理的学识气魄，钦佩周总理卓绝的政治家的才能与风采。他经常回忆起一件事：那是在1942年日寇侵略中国之时。他当时住在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任创作部副部长。一次，许多文化界朋友在郭沫若先生家聚会。不一会儿，住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也来了。他谈笑风生，笑着和大家握手。见到姚雪垠后，就握着他的手说，姚公，你写的一篇文章已经是我们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了。谢谢你呀。姨父既意外又感动。那篇文章是他在内地报纸上写的随笔，竟能得到共产党领导的重视，这是他从未想到过的。如今周总理去世了，他怎能不激动呢。在他坚决的要求下，我只好同意了。我拿出件军用雨衣让他穿上，把帽子戴起并不许摘下，他像个听话的孩子，没说话，一一照办了。

天安门广场人如潮涌络绎不绝，满是白色的小花、硕大的花圈、悼念诗词，姨父挤在人群中，踮着脚读着诗词，激动得热泪盈眶。他问一群正在用粗铁丝往路灯上绑铁皮制的花圈的工人：“你们用铁丝绑花圈，如果人家拆掉怎么办？”一个小伙子粗声粗气地回答：“那我们就再做一个更大的花圈，把它焊在这里！”姨父高兴地连声说道好！好！竟摘掉“碍事”的帽子，帮助工人干起来。这天晚上，他没写作，睁大了眼睛躺在床上想着什么。他失眠了。

姨父不仅对周总理有深厚的感情，对许多朋友也情深意重。一天，他早上吃完早点在阅读报纸时，突然沉默不语。半晌，他含泪叹息道，她怎么突然死去了呢？原来，报纸上登载了台湾女作家三毛突然去世的消息。他和三毛只有一面之交，却那么令人难忘。一次，姨父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新加坡访问，适遇三毛。三毛听说这位白发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姚雪垠时，就跑过来亲切地交谈起来——从文化艺术创作态度直至写作技巧。当姨父要和代表团离开会场之时，三毛突然激动地抱着姨父大哭起来。善于捕捉新闻的记者们纷纷跑了过来要抢拍这组内地与台湾作家含泪告别的镜头。这时三毛连忙拿出手帕要擦干眼泪。姨父却说，不用擦它，这是珍贵的眼泪，这是民族的眼泪！三毛含泪点点头，难过地说，姚老师，我能吻吻你吗？姨父把腰弯下来，让历史上留下了这珍贵的镜头。姨父还准备邀请三毛到内地来访问呢，但信还未发出，三毛却意外身亡，怎能不使老人的心情沉重呢？

姨父在创作《李自成》时的心态和毅力，犹如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运筹帷幄、胸有成竹。“前路纵横山影峨，笑将秃笔舞婆娑。雄关屡过愁心少，苦战时经快意多。偶减精神尝薄酒，忽来创见欲高歌。长江万里游鳞小，奋力飞腾逐大波。”这是姨父在1974年12月间写的一首诗。廿余载弹指一挥间，但诗中所述还完全是这位高龄老人的胸怀。要完成《李自成》的那种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以87岁的高龄依然每天晚睡早起，笔耕不辍。但他毕竟年事已高，举手投足日渐迟缓。中国作协领导了解了情况后，很快又为他重新配备了助手。这以后，姨父不是在写《李自成》而是在说《李自成》，录下音来由助手整理后敲入电脑打印成文，从而使创作进度提高了许多。那时，《李自成》的第四卷后半部分的两大单元——《李自成进北京》和《多尔衮时代的开始》计30多万字早已完成，剩下前半部分包括李自成南下襄阳、进潼关、破长安、回乡祭祖、建立“大顺”、挥师北上等内容大框架已落成，第五卷除去《山海之战》和《悲风从天落》两个单元各有一部分尚未见诸笔端外，其它内容均已完成，只待最后推敲定夺了。

1999年4月1日，他第4次住进医院，每天高烧不退。4月29日，他病情突然恶化。大夫们尽力抢救也未能如愿。7点30分，他生命的萤萤烛光熄灭了。

但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是，中国作协向国庆50周年献礼并保持着原有风格、水平的《李自成》4、5卷，今年6、7月份就可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姚雪垠书系》，该文集共20卷，600余万字。此外，除《姚雪垠诗抄》已于今年2月份出版发行外，《姚雪垠文学创作70年纪念画册》、知名作家洪洋写的20万字的报告文学《另一个姚雪垠》（暂定名）也将同时出版，“姚雪垠文学资料馆”也在筹备之中……